摘 要：吉尔吉斯斯坦自独立以来出现的民众对国家认同的传统政治文化的缺失，对于现代政治文化的脆弱、部族主义政治文化的坐大以及植入政治文化的“感召”，构成吉政治文化的“碎片化”状态，共同催生了近 20 年的政治动荡。文章通过对吉政治文化的解读,揭示吉政治文化对其政治稳定的影响。
关键词：吉尔吉斯斯坦；政治文化；政治稳定
中图分类号：K3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20（2010）06-0086-06
作者简介：王树亮（1981-），男，河北邯郸人，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政治稳定可谓政治统治的价值追求和目标选择[1]48，如果要保持（政治）稳定，就要有一种建立于对该系统更为普遍的依恋基础之上的政治信仰，而成功的政治文化正好具有一种稳定的信仰[2]434-436，一种必不可少的、又是普遍持有的信仰。所以，现代政治体制会受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影响最深的恐怕就要算这个体系的政治文化了[3]。吉尔吉斯斯坦（以下简称吉）独立近 20 年来，不但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民主政治制度，反而陷入了“民主——专制”的怪圈，呈现出政治体系权威脆弱、宪政危机不断、政局动荡、政治运作非制度化等局势[4]15。政治动荡的原因很多，剥离贫困、腐败及部族矛盾等这些显性的因素，不难发现深层次的、最原始的动因是受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是看不见但却又产生着巨大作用的“软力量”，其通过内含的政治价值、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等因素对政治系统的稳定产生着作用[5]。
就吉而言，其政治文化的“碎片化”状态无法统领民众的思想，民众对政治的疏离与不满导致了建制与建国“双建”[6]12过程中持续的动荡局面。
一、吉尔吉斯斯坦政治文化的“碎片化”结构
吉政治文化总体上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这是由于历史、现实、部族、民族以及全球化浪潮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历史上，吉缺乏长期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导致对国家认同的传统意识的缺失；现实中，吉近 20 年民族国家建构的迟缓与政治的“失败”，导致反映现实政治制度的现代政治文化发育不良；族际方面，不仅民族之间的异质性明显，而且同一民族内部不同部族之间的边界也十分清晰，独立后部族主义有所加强[7]，呈现出“复苏”的态势；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尤其美国）政治文化的“植入”，引起吉部分民众、甚至政治精英的崇拜与推崇，其核心价值取向逐渐扩散开来。多种政治文化并存而 又没有主流文化的引导，使得整个政治文化结构支离破碎。
（一）民族国家长期缺位导致对国家认同传统的积淀不足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吉国家逐渐形成，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独立民族国家的建构却始于苏联解体。15 世纪后半叶吉尔吉斯民族基本形成。16 世纪受沙俄压迫，自叶尼塞河上游迁居至现居住地。1864 年 10 月 7 日，俄国强迫清国签订《中俄勘分西北边界条约》，强行割让今吉尔吉斯斯坦的大部分土地。1917 年吉建立苏维埃政权，1926 年成立自治共和国，1936 年 12 月 5 日成为加盟共和国，1990 年12 月 12 日发表“主权宣言”，1991 年 8 月 31 日宣布独立，即便是独立也是被俄罗斯甩下的“包袱”。可见，吉独立前的整个历史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民众内心深处的国家概念与意识也十分淡薄。
政治文化是作为被内化（internalized）与该系统居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系统[2]13，也就是说政治文化是以政治系统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政治系统这个“母体”，也就没有政治文化可言，可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长期的历史来看，因受外来势力的干扰，吉作为一个统一、独立国家的历史是非常短暂的。统一国家的长期缺位导致国家概念、边界的模糊，使民众的认知、情感及评价缺少了 对象，更别说形成稳定的内化认知范式，导致对国家认同传统的缺位。独立国家的长期缺席使吉民众对国家产生了认知偏差，认为国家、政府是奴役的、压迫的工具，这种内化的认知在吉独立后顺延到新政府身上。诚如艾莱提·托洪巴依所言：“南方吉尔吉斯人把以总统为首的北方吉尔吉斯人说成铁石心肠的‘压迫者’。结果，吉不仅没有形成有助于政治稳定的传统政治文化的积淀，反而走向了对立面。”[8]
（二）国家政治失败导致的主流政治文化发育不良
稳定的政治系统倾向于具有相对同质的政治文化，在这个系统内认知与行为方面存在诸多共识[9]106。然而，吉近 20 年的政治失败，导致与现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文化至今未能形成，这与其政治制度、经济建设、政府腐败、部族众多及生产方式及地理环境等因素有关。诚如阿尔蒙德认为的那样，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的[10]29。
1. 嫁接政治制度与本土政治文化的不对接导致国民认同的退缩
吉独立后全面倒向西方，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极力效仿西方的三权分立范式，先后制定了宪法、政党法和选举法，进过长期努力，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外壳”逐渐成形。而历史上，吉政权是各部族 以军事联合形成的部族联盟，凝聚力极强的部族左右着联盟效力的发挥。可见，吉传统与现代的政治制度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制度性的差异可以通过人为努力、制度完善得以克服，实现跨越“卡夫丁大峡谷”，但制度所蕴含的政治文化恐怕短期内难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吉民众对传统部族的熟知与对西方政治文化的模糊，导致他们在动荡或者转型期，极易采取心理依赖的“退缩”方式，回到对原部族的认同层面上来，对遥远国家不寄予利益的期望。因为历史产生的结果使民众更愿意服从于本部族而不是联盟，这种对联盟不信任的“惯性”会自然 地迁移到独立的民族国家身上。正如焦一强所言：“在转型期国家秩序的混乱和人民生活遭遇的痛苦，民众开始重新按照血缘关系来寻求部族的保护”[4]17，这就使得国家倡导的政治制度不为部族主义禁锢的民众所接受，难以形成高于部族的认同。
2. 经济建设长期滞后并且贫富差距拉大导致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质疑
生活满足感比政治满足感更加有益于民主制度的稳定，民主制度更加依赖于持久的文化特征，如生活满足感、人际信任感等，而不是依赖相对波动更大的变量，如政治满足感[11]171。吉自独立以来，经济发展缓慢并且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500 多万人口中，4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官方的贫困线以下，2002 年吉尔吉斯斯坦的贫困人口占 52%，70%的乡村没有自来水，41%没有医院和保健机构，60%没有交通设施。人均 GDP 从 1990 年 1220 美元下降到 2004 年的 186 美元。与贫困相伴随的是物价飞涨和显著的贫富差异。在吉富有者当中 80%的人是政府官员，这就使多数百姓的贫困与富足奢靡的官员形成鲜明的对比，两极分化及社会不公必然导致民众对政府的强烈不满，怨恨与愤怒情绪不断增长，使民众对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了极大的质疑。
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亚里士多德也说：“多数情况下，我们总是在不平等中找到叛乱的起因。”在阿卡耶夫与巴基耶夫执政期间，持续恶化的经济使得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对政治体系产生了否定的态度，这对于政府力主建构的政治文化来讲，无疑是釜底抽薪。
3. 官僚腐败与任人唯亲导致政治合法性的下降
回顾吉独立以来两任总统的执政事实，都因腐败与人事问题导致国家权力的丧失。俄总理普京认为：“巴基耶夫落入了同样的陷阱，在经济领域和政府部门任人唯亲是其最大的败笔。”在吉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之风泛滥，裙带关系盛行。吉是世界上 20个腐败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08 年其贪污指数为 1.8，（0 为腐化，10 为最廉洁）。据欧盟一家民调部门的调查显示，吉尔吉斯斯坦护法机构中 55%的公务人员有过受贿行为；在吉尔吉斯斯坦经商的外国商人中有 60%的人有过行贿行为。
[12]B3巴基耶夫曾说：“贪污腐败是吉尔吉斯斯坦许多社会灾难和经济问题的根源，也是引起民众愤怒的主要原因”。但他却更为腐败，控制着最富有的资源，将电力公司、国家远程通讯等国有企业低价出售。官僚腐败会严重破坏政府在道义上的合法性和公信力。另一方面，两政府均是裙带腐败的典型，阿卡耶夫执政 期间其政府重要部门的行政长官均来自北方（2002—2004）。而巴基耶夫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执政以来一方面两次修宪以扩大其权力范围；另一方面，任命其亲信把握着各个要害部门，准备把他儿子马克西姆·巴基耶夫培养成“世袭”的接班人。据调查，阿政府期间大学生中有 70%对总统、议员和政府官员的工作强烈不满。可见，政府官员的腐败和家族统治，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这当然是引发群众不满的最主要原因。这样的政府难以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戴，对其宣扬政治价值取向在民众亲身经历“黑金政治”后荡然无存，反映其执政理念的政治文化只会与民众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被民众所抛弃。
4. 部族众多致使不同政治文化异质性明显、难以形成统一的政治文化
吉国内现有 80 多个民族，在各民族中又分化出异质性明晰的诸多部族（Tribe）。主体民族吉尔吉斯族主要分化为南部的奥什——贾拉拉巴德和北部楚河——塔拉斯两大部群。各部族内部民众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因此部族主义在日常生活中深刻影响着该部族的每个成员。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生活中，部族常常是每个人身份界定的重要标志。[4]18作为一种历经千百年锤炼的、世代积累的传统政治文化，部族主义已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并渗透到各个方面。吉部族核心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全部族共同维护本民族的完整、独立和自主；（2）物质福利以血缘部族共同体来确定配额；（3） 全部族人共同维护部族内部的稳定、团结与互助；（4）维护和提高民族声望；（5）保护部族及其财产免遭外来侵犯。从中可以看出，部族作为个人物质需求与安全的保障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每个人都有自己隶属的部族，并且会形成特定的价值取向，不同部族的界限也就非常明晰，使得政府宣扬的政治价值取向难以突破部族主义的壁垒，统一政治文化在诸多部族主义对峙下的 情况下建构迟缓。
5. 生产方式与地理环境导致部族主义的狭隘与封闭
人类活动的生产方式与其精神文化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关系。吉尔吉斯人以部族传统和思想观念为基础的部族主义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受其千百年来游牧生活方式熏陶和影响的结果。直到19 世纪下半叶并入俄帝国之前，仍然保留着古老氏族社会的风貌和游牧生活方式[4]16。从生产方式看，北方的以游牧为主，这种生产方式一方面使该地区的民众长期与具有野性的牲畜朝夕相处，与凶猛的野兽为敌，逐渐形成彪悍的性格；另一方面游牧不断的迁徙，使得各部族的作为一个整体长期稳定地独立存在，与其它部族交流甚少，致使封闭性、排他性不断增强。而南方以农耕为主，这种生产方式不存在暴力性，劳动的对象是农作物，久而久之民众形成温顺的性格；而农业生产要求劳动者定居下来，定居与聚居的不断发展，致使这些部族有一定的开放性。另外，吉境内 90%的国土为山地，导致各部族长期处于彼此隔绝、相对独立的状态。因之，生产方式与地理环境也是阻碍了开放型统一政治文化的形成。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民族国家的建构、运行机制和凝聚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全都要白手起家。虽然独立已经十多年了，这些问题远未解决，基于利益、部族和地区差异所导致的社会“碎片化”、“去中心化”也强烈冲击着国家认同[13]。吉“国家不得不认可他的公民们所持有的那些相互竞争的、交叉的忠诚”[14]，这就导致对国家认同的现代政治文化的发育迟缓。
（三）部族主义根深蒂固导致其蕴含的政治文化趋于强势
任何系统都具备一定的主导性政治价值，它们会给政治行为、规范和结构排列确定基调和方向[15]，在吉这一价值或许就是非正式的部族主义。吉国家的历史远不及其部族的历史，部族主义在国家建构中发挥着潜在的指导性的作用。经过近 20 年建构的国家不过是部族历史上“联盟”的扩大，是各部族精英简单“拼凑”的政治组织，离开各部族的支持就会失去效力。部族主义的根深蒂固使得整个吉国家分裂成明显的社会部族团体，不仅统一的社会难以形成，而且各部族政治价值取向的边界也十分明显。在社会激变期，部族归属感成为大多数民众的选择。无论是沙俄时代的“遏制”，还是苏联时期的“苏维埃人”的同化，都未能使基于血缘氏族共同体认同的部族主义消亡，其思想和观念深深植入吉部族每个成员的内心深处，并非短短近 20 年的民主政治制度就能改变。对于任何一个政治精英而言，其所属哪个部族是其政治生命的关键所在。[4]18在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员组成方面也能清晰反映部族主义政治文化的强大。阿政府几乎所有政府要员均出自阿夫妇的北方部族，而巴政府则均来自南方部族与家族嫡系亲属。因为，国家领导人往往是主要部落的首领，部落利益、家族利益常常被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国内政治斗争的背后多有部族矛盾的背景。可见，部族主义的核心价值主导着国家的运作与建构。正如吉战略研究所所长 B·鲍加特列夫所言：“在独立的 17 年间，我们的国家没有政治、也没有思想意识的斗争，唯独有的就是部族集团间争权 夺利的斗争。”这就导致民众难以形成同质的政治文化，对国家、政府的认同让位于对部族的忠诚。
（四）外来植入政治文化使本已“碎化”的政治文化更加分化
随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文化，“伴随着贸易、援助、交流、教育合作等看似普通和正常的方式”，开始大范围的传播渗透。可谓“最近五百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照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16]
对于吉尔吉斯斯坦乃至整个中亚来讲，植入文化不是近 20 年的事情，历史上一以贯之。在历史上，中亚曾经是儒家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俄罗斯文明的交汇处，异质文明所蕴含的政治文化，在各个时期以强大的民族和国家的征服过程为载体，在中亚地区发生了无数次的碰撞、冲突、融合。吉独立以来，倡导政治多元化和新闻自由化，导致国内政党、非政府组织和自由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这就为西方政治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方便[17]38。另一方面，美国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利用自身强势文化的地位和雄厚的经济实力，通过教育、广播、影视等途径，向中亚人民特别是官员、青年灌输美国的观念和思维方式，逐渐塑造中亚对美 国的认同感。如：在美国政府和财团的支持下，中亚国家的很多政府官员、学者和军官在美国接受“民主教育”，并把美式的民主观念带回国内。于是西方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如民主、自由、平等、宪政等）逐步在吉国内扩散开来，虽然对几千年内化的部族主义多少造成一定的冲击，但给整个政治文化的建构又增加了新的挑战。
可见，吉政治文化中对国家认同传统的缺位、现代政治文化建构的迟缓、部族政治文化坐大及植入政治文化的“感召”，四重合力导致了吉政治文化的“碎片化”的结构。
二、吉尔吉斯斯坦各种政治文化在政治稳定中的消极作用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构成政治系统的基础环境，驱动和指导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影响社会的政治稳定[1]52。在吉政治文化中，对国家认同传统的缺失，致使其在国家建构中缺乏传统文化的粘合性、稳定性的功能；独立后民族国家建构的同时并没有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消弱了政治合法性；部族主义将社会分割成不同的部族单位，其主导思想演化成国家权力架构的内在依据，消弱了国家的权威；在缺乏传统、主流政治文化发育不足、部族主义又与先进的西方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情况下，民众极易受到植入政治文化的“感召”，使得本已混乱、分化的政治取向，又增加了新的一元。政治文化主导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其脆弱的“碎片化”结构极有可能民众政治行为的示范。恰如派伊所言：“在转型社会中存在巨大的动乱是因为政治文化是破裂的，以及民众针对政治行动没有共同的倾向。”[9]106可见，吉政治文化的庞杂与混乱，导致民众认同取向的多元化，进而在行为上难以协调到对国家服从、支持的步调上来，走上“各自为政”[6]7道路，导致国家权威的失灵，甚至国家纵向的破裂。
（一）对国家认同传统的缺失致使在国家建构过程中政治稳定性不足
一个国家的传统政治文化往往具有不同程度 的稳定、粘合功能，这对政治变革中的社会就会起到“稳定器”的作用。基于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传统政治文化应该包含“村落地域型”和“臣民依附型”，村落地域型政治文化（Parochial political cul－ture）是指：人们对自己属地的认同感强于国家的认同感，缺乏公民意识，在认知上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参与政治，忠诚与责任感是对他的村庄，以及这个村庄的规范和结构；臣民依附型政治文化（Subjectpolitical culture） 是指们认为自己对政府产生影响的能力很有限，易于服从并对政治参与比较消极 [2]4。可见传统政治文化当中包含着对地方政治单位的忠诚与对中央权威的服从，就是这种忠诚与服从，在社会转型期起到稳定的作用。诚如罗荣渠所言：“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文化积淀物——文化传统，具有比政治结构更大的稳定性，成为影响历史动向的潜在深层结构。”[18]但吉政治文化传统实质上是部族主义，民众内心积淀的是对部族、地方权威的忠诚，而没有对统一民族国家服从的传统。在社会变革期间，由于民众缺少对国家忠诚与依附的传统和“理性——积极”的政治参与习惯，当部族受到政治排挤、利益不能在国家政治体系中得到表达时，这 些部族的成员极易产生疏远、抵制的情绪，政治行为容易失控。正如帕特南指出“：历史深刻的影响着制度的有效性，……如果历史的养分贫瘠，新制度就会受挫。”[19]
（二）主流政治文化发育不足直接导致政治的合法性危机
每一种政治制度的成功，都要求存在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趋于主导地位，并能够包容、整合其它政治亚文化，上升为政治文化的主流。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制度的内化，是民众通过对政治体系的认知、情感与评价完成的。如果三要件在大多数民众心中呈现出与政治制度高度的统一，说明主流政治文化得以形成，民众认可现行的政治制度，政治合 法性得以确立。正如阿尔蒙德认为的那样，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来源于同质的政治文化，即共同的价值与信仰[2]112。江炳伦也认为，合法性表面上是来自宪法条文的规定，但真正稳固而有效的权威，必须是基于全体公民的共识和承认[20]。吉“碎片化”的政治文化结构没有形成与民主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主流政治文化，其制度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与支持，合法性也就难以确立。而政治合法性的存在会产生顺从、忠诚的态度，可以帮助政治系统平安度过社会和经济的风潮，有利于社会转型[10]145。由此，合法性的脆弱就会危害政治稳定，李普赛特、道福和马克门特等学者就将政治稳定是一种合法性的状态[21]217。可见主流政治文化的发育迟缓削弱了政治的合法性，进而影响着吉国内的政治稳定。
（三）部族主义的根深蒂固决定着整个政治体系的建构
吉有着十分深厚的游牧历史背景，相对于没有统一国家认同的传统、发育不良的现代政治文化以及脆弱易变的外来文化，笔者认为最能体现和反映吉政治文化的无疑是部族主义。因此，在探讨影响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稳定的因素时，部族主义作为一种传统政治文化显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分析视角。
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都没有得到巩固之前， 吉推行了激进的民主化。这造成部族势力和地方势力可以堂而皇之地利用政治竞争制度来牟取小团体利益，这主要体现在政党建设、国家权力机关设置及政府人员构成等方面。吉各政党以部族为依托、按氏族血缘关系组建政党，几乎政党的党员均来自同一个部族。可见，这些政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它们代表着南北地区各个部落的地方利益[12]B3。因此部族成为政党的社会基础，部族精英在政治生活中又是政党的领袖，为其本部族的利益参与政治。在国家机构的组建上，部族主义的对立与矛盾主要反映在总统与议会之间的矛盾。在政 府成员构成方面，阿、巴政府的成员都来自各自的地区，均为自己的亲信及朋友。对此，吉大使 P.热比科夫曾说：“我们的政治所反映的就是各个部族因财源再分配而进行的斗争。”部族精英在政治生活中借助部族关系维系自身的利益，一旦失势而且体制内又得不到补偿，便将部族成员的忠诚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携众牟利。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反对派会有超强的政治动员能力，在短时间内动员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所以，部族主义政治文化的坐大主导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割裂了国家的完整性，使国家成为一种松散的“联邦”。
（四）植入政治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加剧了政治的不稳定
世界文化的传播可能削弱甚至破坏传统社会的结构，而重新建立一个更为现代的社会并非易事。因为，西方文化植入造成影响是不平衡的，较为西化的一部人同保持传统文化主要因素那部分人之间的感情距离会拉大。这样的冲击下，很容易导致人们的思想混乱、信仰缺失、认同危机、理想淡薄[21]239。吉独立后标榜自己将成为中亚的“民主之岛”，为此阿卡耶夫总统向世人展示“开放型”形象，对内效仿西方多党制、三权分立等政治制度，引进西方的市场经济，倡导私有化 [17]37。西方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与吉民众持有的部族传统形成鲜明的对比，强烈冲击着吉民众的政治情感，即外来政治文化的传入致使传统与现代分裂的加深[21]232。而传统又具有相当大的回复力和持续力，这种惯性使其并非随着其经济基础的崩溃而消亡。惯性拥有一种从先前文化存在中获得的更为基础的力量，传统文化对于社会行动者来讲是最大的倾向支点。当吉民众面对对部族服从的传统转向对国家的忠诚与参与，家长制、等级制被西方政治文化强调的民主与平等所取代，部族作为利益保障的传统被市场经济所代替，这些巨大的变化时，民众难免会出现认知的混乱，行为上因缺乏经验性的指导，而走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
四、小 结
分析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动荡的原因，根本的落脚点在于民众对国家的满意与否，而这正是政治制度在民众认知层面内化所形成的政治文化。目前，吉政治文化的“碎片化”状态导致其民众既没有对国家服从的意识也没有强烈的民族国家归属感，而是对部族的过分依赖与对民主政治的过高期望。在这样脆弱的政治心理面前，一旦与经济恶化、高失业率、政府腐败、行政及司法部门专横、营私舞弊和裙带关系等现实问题相遭遇，民众的不满情绪便会增 长。当这种不满的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时，部族政治精英便利用民众对部族的忠诚与对国家认同的不足，将民众对政府的失望与不信任转化成自己的政治资本，将政治精英的权力角逐演变成部族、民族及地区之间冲突，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混乱。因此，政治文化的脆弱性使得民众的政治价值取向难以协调一致，政治行为示范的几率增加，给政治稳定埋下了隐患。就目前来看，吉在短时期内培植出一套对统一民族国家高度认同的政治文化，仍然是非常困难的，其政治稳定的局势也难有显著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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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ing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in Kyrgyzstan
WANG Shu-liang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Gansu, 730070)
Abstract: Since the independence of Kyrgyzstan, Kyrgyzstani's political cultural lack of state identification has come into being. The fragil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culture, the growing clan-styled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appeal of in-planted political culture constitute the fragmented Kyrgyzstan political culture, which triggered off political instability for nearly 20 year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influence of Kyrgyzstan political culture on the country's political stability by interpreting Kyrgyzstan political culture.
Key words: Kyrgyzstan, Political Culture, Political Sta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