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驻塞浦路斯经商参处 2017-12-27 16:30
据塞浦路斯财经杂志《黄金》（11月刊）专访文章，塞前任央行行长、英国兰彻斯特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潘尼考斯·迪米特里亚迪斯出版新书《塞浦路斯的欧元危机：银行业复苏与清算的教训》，披露其2012年5月至2014年4月任期内塞银行业危机发展的始末，认为其2012年5月接棒塞央行行长之时，危机已经势不可挡，对症下药为时已晚。
文章称，2012年5月3日，时任塞财政部长瓦索斯·西亚利致电迪米特里亚迪斯，邀请其出任塞央行行长。在此之前，他对于塞银行业的困境有所了解，但塞当地媒体的各种报道却显得过于乐观，给他留下了错误的印象。他到任之后，便面临着塞第二大银行大众银行资金流动性不足的严重问题。实际上，受希腊债务拖累，第一大银行塞浦路斯银行2011年亏损额达13.7亿欧元，第二大银行大众银行和第三大银行希腊银行都遭遇巨额亏损，其中大众银行的亏损额最大。根据欧洲银行管理局的规定，塞三大银行必须在2012年6月底之前完成再注资，其中大众银行需要注资金额达18亿欧元。塞浦路斯银行和希腊银行均表示可以自筹资金完成再注资，但大众银行所需的18亿欧元却没有着落。
文章称，塞浦路斯危机不是公共财政的危机，而是银行体系的危机。2011年塞公共债务率在欧盟内排名第11位，略低于德国，政府财政状况保持在正常范围之内，而私人债务总额与GDP之比则高达287%，在欧盟高居前三，这是塞银行业多年来信贷规模不扩大的结果。从银行资产看，塞浦路斯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是本国GDP的211%，高居欧洲各银行榜首，大众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是GDP的190%，排行第二。从常理看，如果某个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占GDP的20%至30%，则该银行对本国经济构成系统性影响，如果某个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占GDP比重高达200%，则该银行几乎控制了本国经济命脉，整个社会都陷于其中。按照2013年“三驾马车”专家组的估算，塞浦路斯需要救助银行业的资金达到100亿欧元，占塞国内生产总值的58%，这使得塞经济危机与1997年印度尼西亚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相差不多，在现代历史上都称得上是最为严重的银行业危机。
文章称，塞银行资产负债表在2005年至2011年间不断膨胀，这与外国储户大量涌入有关，同时国家银行监管机构受到国内政治的掣肘严重，化解系统性风险的努力充满阻碍。宽松的信贷环境使人民沉浸在安乐和过度消费中。过度消费促使国家经济在短期内更加活跃，GDP增速不断提高。但是，如果信贷没有推动实体投资、促进生产力发展，那么信贷催生的消费繁荣不可能持久下去，等到泡沫破灭，私营业主将承受损失，开始去杠杆的过程。在当时塞经济蓬勃发展之际，银行监管机构的警告被视作是杞人忧天，监管的职责也没有落实到位。在迪米特里亚迪斯2012年到塞赴任之初，他试图对塞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开展大刀阔斧的动作，但却遭到了猛烈攻击，被指责是试图摧毁塞银行体系。而现在欧央行要求塞银行提高不良贷款的准备金率，塞浦路斯却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了。此外，由于塞央行独立于行政体制之外，直接对议会负责，而议会没有意识到本国经济存在体系性风险，也没有要求塞央行就监管框架做出澄清，因此也对塞银行业危机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迪米特里亚迪斯认为，塞银行业危机给后人许多启示。2015年之后，对银行业管理和监督的权限由欧元区各成员国政府机构变为欧元区单一监管机制。同时，欧盟成立了欧洲系统性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对欧洲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进行宏观监测和预警并提出行动建议。从塞浦路斯本身而言，得出的重要经验是预防胜于治疗。如果2005年至2011年银行系统规模没有翻番，也许危机就不会在塞发生。一方面，塞民众还沉浸在因加入欧盟而享有的安全感中，低估了风险的存在；另一方面，处于统治阶层的政治精英与纽带紧密的律所、银行合谋，而律所、银行等活跃地吸引着外国资本进入，导致政策决策上倾向于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房地产开发商获得大量低息贷款，催生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而民众被鼓励借贷，用于购买度假房和豪车，这都为塞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